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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大酒肆茶楼的说书先生们如今还有另一个身份，他们现在全是挂在通政司报务局下面的白役。
虽是官府白役，但报务局也是给钱的，让他们宣传讲解朝廷新政。
说书先生讲的正是当下民间广泛讨论的时事，复社操纵崇祯年间的科举、和朝廷推行的新政。
说书先生讲完后，开始进入下一个环节，由宾客们开始自由讨论。
要说历代王朝，底层普通民众最有言论自由的时代，唯大明一朝。
而且还专门立法：
“果有一切军民利病之事，许当该有司，在野贤人有志壮志，质朴农夫、商贾、技艺，皆可言之，诸人无得阻当，惟生员不许。”
就是说普通民众们都可以讨论政事，除了国子监生员。
因为生员作为一批侯补官员，要是允许他们在民间鼓动政事，是要出大问题的。
如今朝廷发行的报纸，把东林复社过往的一桩桩、一种种行径报道出来，彻底的揭露了东林复社组织邪恶的一面。
复社看似艳若桃李的外表，实则流毒聚集，乃是大明病老躯体上一块触目惊心的疮。
加上说书先生明显是懂得如何带节奏的，已经有人开始对复社一帮文人狂喷。
搞得整个场面有些激动。
江南不论是文人、商贾或是普通民众，从宋元时期就十分喜欢结社，大明由江南文人组建社团，更是多如牛毛。
像有名的松江几社，苏州羽朋社、匡社，浙西闻社、庄社，浙东超社，江北南社，江西则社，历亭席社，昆阳云簪社，武林读书社，山左大社，中州端社，莱阳邑社，黄州质社等等。
有的士子一人同时加入几个社团都是常态。
昔日东林党被魏忠贤干残了，于是张溥打着“兴复古学，将使异日者务为有用”的口号，创建复社。
因为复社背后一开始就有以郑家为首的徽商为大金主，吸引了无数士人加入，并很快吞并吸收了其他社团。
但纵观复社的行径，和其他文社都差不多。
复社就是一个纯粹的政治团体。
是一帮地主豪绅组织在一起，为了攫取权力而已，并不是真正为讨论文学、诗词的而存在的文社。
复社每次“社集”，所谓的雅集诗会，就是精神抖擞的骂朝廷。
所谓的千人大会，不是为了造势长声望，就是为了拉团体谋私利。
复社核心首领都是名门世家子弟，寒门子弟多是小卒，只能是那帮豪绅世家们的炮灰。
无论是万历时期的首辅张居正，还是天启时期的魏忠贤，都曾推动朝廷下令禁止结社，妄议朝政。
但是想要扼杀江南文人结社的风气，却是难上加难。
张居正就因此遭到了江南文人的大肆攻奸，曾被人抓住丁忧夺情的把柄，险些难以收场，可谓是被搞得满头是包。
魏忠贤得罪了东林党的下场更惨，崇祯一上位就被搞死了。
崇祯时期的首辅温体仁手段够硬，多次罗织罪名，还拿到了多位骨干的黑材料，准备整治复社。
当时张溥成天担惊受怕，甚至到了“一日数惊”的地步。
可惜崇祯皇帝一再被江南一帮文官忽悠，先后把复社的死对头温体仁和薛国观搞走。
而后东林党和复社核心大佬在虎丘密会，成功促成了前首辅周延儒的复出。
周延儒的复出，无疑达成了他与复社之间的一场政治交易。
周延儒上位后，温体仁曾经套在复社头上的枷锁完全解开，从此之后复社彻底的放飞自我。
复社迎来了最嚣张自由的时代，经常花费巨额钱财在各地举行集会，声威震天，但对国朝大事却一点用处都没有。
而周延儒从崇祯十四年复出后，朝廷税赋剧速减少，大明更是俞发的江河日下。
崇祯元年，朝廷还能收上2000万两税赋。
到了周延儒复出后，崇祯十五年时，税赋不足千万。
崇祯十六年只收到了折合680万两的税赋银。
崇祯十七年，押解到京师就剩300多万两税赋，大部分被江南官绅截留在黄河以南。
江南官绅极有可能那时就已有放弃北面崇祯帝的打算。
而反观被江南复社一帮文人写进史书里的奸臣温体仁和薛国观，他们最起码比周延儒强太多了。
他们两人为首辅时，朝廷还能配合杨嗣昌，把张献忠等农民军打败，连李自成都被揍得只剩十八骑。
反观复社一帮文人，不是把朝堂弄得乌烟瘴气，就是在地方上作威作福，坑死了一个又一个能打的文臣武将。
总兵满桂，只因他是薛国观举荐的人，结果被活活坑死在城下。
杨嗣昌和丁启睿围剿李自成时，各地士绅疯狂拖后腿，把大军的粮草断了，搞得丁启睿连自己的战马都杀了。
崇祯时期，只要是能打仗的，基本上都没好下场，背后都有东林党和复社的影子。
一次崇祯皇帝设宴召见薛国观，讨论如何遏制朝臣的贪婪。
薛国观回答只要重整厂卫和锦衣卫就行了。
“假使厂、卫得到合适人选，谁敢贪婪。”
当时东厂太监王德化在旁边，吓得汗流浃背，从此专门侦察薛国观的隐事，准备找薛国观的麻烦。
而王德化那个老太监，他可是先开城门迎闯王，后迎建奴鞑子入皇宫的货色，早就是奸细一个。
薛国观很快就因一桩小事被罢官。
但薛国观纵勇崇祯皇帝重整锦衣卫和东厂一事被传到官绅们耳朵里，还不让官员们疯狂反扑。
于是薛国观在被罢官的第二年再以受贿罪下狱，缢死。
明代首辅获罪被杀的，就夏言和薛国观二人，所以东林复社官员对他可谓是恨之入骨了。
所以江南复社的存在，只能用“泡最靓的妞、弄死最大的官、捣最大的乱”来形容。
东林复社一帮江南豪绅除了危害朝廷，对地方的百姓危害更甚。
江南那帮豪绅干预行政，把持乡里，时时事事，无不要体现其意志，维护其利益。
现在反对新政的，基本都是那些身家丰厚的豪绅。
豪绅们侵夺了大量土地，更是蓄奴成风，生活作风败坏。
像为复社站台的名儒董其昌，家里拥有数十万亩膏腴田产，三百多条游船。
这些产业还不是从小民那里豪取强夺而来。
而董其昌自己都七十多岁了，还总爱买黄花少女回去享用，因为他最喜欢的就是采阴补阳。
一个黄花少女董其昌只用一次，元阴被采完后，少女们下场往往十分凄惨，为奴为婢不说，生死不由命。
这些签了卖身契的奴仆，子子孙孙，世代不能脱离贱籍。
投献豪绅的普通百姓，表面是自愿，其实还不是被逼的，要不然谁愿意世代为奴。
因为这些豪绅享有优免特权，而官绅却把税赋全加在小民头上。
小民出于无奈，不得不投靠豪绅世家以求庇护。